时年六月，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便受到了强有力的冲击。
首先，黄河泛滥了，沿岸的山东、河南几十万人沦为了难民。为了安抚百姓，以及防止藩王煽动暴民造反，所以修筑黄河河堤就成为了必须要做的事情。
可是出人意外的是朝堂上竟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。以魏征为首的一方主张要修筑黄河河堤，以房玄龄为首的一方却是认为不能修。
这就有些令人揣摩不透了。客观的讲，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，就维护大唐朝的统治而言，主张要修筑黄河河堤的不一定就是忠臣，反对要修的也不一定就是奸臣。依照房玄龄一派所说，现如今国库空虚，尚不足以安抚百姓与修筑黄河河堤，二者不可得兼。归根究底，房玄龄认为第一要务则是安抚难民百姓，而魏征则是主张先修筑黄河河堤。
最后，一番商讨之下，李世民还是认可了魏征的建议，先修筑黄河河堤。因为他坚信，一旦黄河河堤修筑完了，黄河再也不会泛滥成灾，难民问题也就自然解决了。
事实证明，李世民与魏征一派的设想是很美好的，可是现实很骨感，并不是那么简单的。
另一个灾害倒是习以为常的经常遇见了，那便是淮河沿岸的瘟疫和旱灾。这两大灾害加在一起远比黄河泛滥还要严重，因此，李世民下诏，高级官员们要联系银两和粮食，然后再商讨出一套赈灾之策。
事实再次证明了，唐朝的官吏办事效率还是挺高的。赈灾一事交由吏部尚书高士廉全权处理，还给予了便宜行事之权。
高士廉懂得变通，他深知国库空虚，根本不足以进行赈灾安抚难民。于是乎，他下令江南等富饶之地高税收，同时征调其他郡县以各地标准来上缴银两用于赈灾。可是东拼西凑还是不够，他便打上了军饷的主意。毕竟军饷晚发一两个月还可以勉强支撑，当务之急便是赈灾救民。自作聪明的高士廉便这般行事了，直接绕过了皇帝执行便宜行事职权。
这个决策是好的，可是高士廉忘记了这中间还得由很多的大大小小的官吏经手。对于旱灾和瘟疫，这个比较简单一点，反正饿死病死了也就没有麻烦了。当然表面工作还是需要的，大肆进购一些廉价的药材用于表面上的瘟疫治理。
对于修筑黄河河堤与旱灾的救灾事宜，各地的官吏趁机从中拿一些也是可以理解的。银两与赈灾物品下拨到各路，然后是各州县，一层一层下来，到老百姓的手中也就只剩一些稻米谷壳了。能吃上几口梗米已经算是不错了，这也算是赈灾成功了。豆腐渣工程至少还能够搪塞个一年半载没有问题，如此一来无论是修筑黄河河堤、旱灾还是瘟疫就这么轻松的解决了。
历经了两个月的时间，高士廉自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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