反对李敖的一方主要阵地是胡秋原等人控制的“三大 评论：《政治评论》、《民主评论》、《世界评论》。“一星战三论 ，成为当时中西文化论战的一道景观，也是６０年代杂志出版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幕。
撰文支持李敖一方的有香港《自由报》的社长雷啸岑（马五）、《中国学生周报》的若兰、《展望》杂志中的孟戈、台湾《作品》杂志中的王洪钧、东方望、田尚明等人。《文星》杂志是他们的主要阵地。
种种迹象表明，《播种者胡适》击到了一些人的痒处，也击到了一些人的痛处，包括胡适本人都觉得不自在。据杨树人先生回忆，在胡适出院后的一天下午，他去福州街２６号胡适住宅，商谈一件公事。事毕后，胡适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杂志，翻开来给杨看，并且用圆珠笔指着那篇文章说：“你看，这说的什么，这样的轻佻浮薄！再看这儿，简直瞎闹。这还算是捧我的一篇。 胡适圆珠笔所指的，正是《播种者胡适》。胡适再翻开另一长篇，又边画边说，脸色苍白，心情更为激愤。末了，他指着这篇文章说：“真是下流！ 圆珠笔所指的，是胡秋原的《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前进》一文。在这一年的春节后，胡适又一次愤愤地对杨树人说：“他们要围剿我胡适，你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 “我不懂，我胡适住在台北，与他们有什么坏处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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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李敖的《播种者胡适》发表一个月后，胡适曾有一封未写完的致李敖信，就李敖文章中的个别材料和细节提出更正，但并未对其观点置一辞。在他去世前不久，亦谈及李敖“喜欢借题发挥 的话，并说“作文章切莫要借题发挥 云云。其实，就李敖撰文的初衷而言，若不是为了发挥，批判现实，他也就没有撰写此文的必要了。李敖称该作是一篇“三面不讨好 的文章，“骂胡适的人会说我捧胡，捧胡的人会说我骂胡，胡适本人也会对我不开心，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。一个人常常要为知道太多、说了真话而付代价 。真可谓一石击起千层浪，长达四年之久的文化论战，以《播种者胡适》为开端拉开了序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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