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此后的两三年里，李敖为了纪念这位对自己曾有深刻影响的学人，做了三件事：一、出版了他在论战中关于胡适的文论集《胡适研究》；二、出版了《胡适评传》第１册；三、编印出版了《胡适选集》１３册。但李敖做梦也未想到，就是这套《胡适选集》，使他陷入又一场官司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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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胡适选集》是一种普及性的胡适读本。李敖考虑到想读胡适文章的人多是依靠《胡适文存》、《胡适论学近著》、《胡适文选》、《章实斋先生年谱》、《先秦名学史》、《中国古代哲学史》、《白话文学史》等专书，而这些专书之外的文章，却没有被有计划地编选过，于是他遍访海内外公私藏书、报章杂志，对胡适的散佚之文加以搜集，最终按类分册，包括述学、考据、人物、年谱、历史、政论、序言、杂文、日记、书信、诗词、翻译、演说等１３册，由文星书店出版。
这套选集出版后，以其编纂的精审和资料珍贵而受到读者的欢迎，对胡适思想的流传产生了重要影响。文星书店被当局封门后，李敖又将此书转给了传记文学社，市面上也出现了多种翻印本，单册流传，总在十万册以上。李敖说：“《胡适留学日记》里有一则‘借一千，还十万’的札记，写施特来特（Ｗｉｌｌａｒｄ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）以十万元的纪念堂，酬答他欠过一千元的知己休尔可夫（Ｓｃｈｏｅｌｌｋｏｐｆ）的故事。胡适先生送了我一千元，可是我说三月要还他，但他二月就死了。最后我以《胡适选集》给他做了最好的纪念……我这点酬答死友的心意，比起《胡适留学日记》中的故事来，也算好有一比了。”
李敖的这种心意非但没有得到胡适先生亲朋好友、门生故旧的感谢，反而遭到他们的打击。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３日，胡适夫人江冬秀在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某些人士的煽动、挑拨与支持下，首先发难。她在《中央日报》登出“胡江冬秀启事”，言：《胡适选集》“是非法的，应立将已印的书销毁！”两天后，以徐高阮为首的中央研究院部分同人投书《中央日报》，指责出版《胡适选集》是一种“恶行”、是“图财害命”、“有权过问的官署怎容文星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进行”，并宣称：“当此朝野在‘总统’领导下高唱复兴文化运动之时，任何人竭其心血所成的发明权及著作权，应受到尊重和保障，是一个最起码的条件。希望贤明的‘内政部长’立刻负起责任，处理这件版权被侵害的案件！司法机关也应该考虑除暴安良的行动！”１２月１７日，胡适委员会委员凌纯声、魏岩寿、石璋如、胡颂平、徐高阮、王志维等，又举行委员会议，决定全体委员赴台北慰问胡夫人及维护胡适博士著作权益。１２月１８日，北京大学在台校友会成立七人小组，由陶希圣、杨亮功、陈雪屏、姚从吾、吴铸人、孙德中、毛子水组成，“代表北大校友到和平东路向胡江冬秀女士表示慰问，并保证北大校友对这事不会坐视”。１２月２０日，教育界人士孙亢曾、沈刚伯、许倬云等发表谈话，跟着推波助澜。于是，伴随着文化论战后的落井下石，在学阀们把持的舆论界，几乎众口一声，声讨李敖的“侵权罪行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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