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李敖所宣传的社会改革思想而言 他并没有步出一个自由主义文人的轨道 是一个淑世的改良主义者。他曾公开表示：“一般不了解我的人 很少知道我是一个憎恨暴力的人 我憎恨以暴易暴 憎恨不关心小百姓怎么生活而高谈美丽的乌托邦。我是实际的人 是淑世的改良主义者 我主张和平而渐进的转移或改革。”他还说：“我的目的就在鼓吹和平而渐进的转移或改革 并且我相信 这种转移或改革的基本动力是孙中山所说的‘思想的变化’”。①但李敖并没有想到 一切专制统治者决不会主动地接受来自外界的批评 更何况这种批评触及到了它的政治利益。因此 他那激进的“全盘西化”和否定传统文化的观点 最终还是难以被保守势力和反动势力所容 尤其是他批评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文字 与国民党当局的根本利益发生了冲突。事至今日 亦实在预料之中。
还是在《文星》杂志被封时 他就有了某种预感 翻读殷海光五年前写下的《我看雷震与新党》 其中有一段话 李敖此时此刻感同身受：“虽然 我置身于这小书室中 我正神驰于古今的兴亡历史 可是我毕竟与这样的一群人处在同一个时代和同一个岛上。我底身体 正像一切讲思想自由和议论自由的人之身体一样 毫无掩蔽地暴露在一个没有约束的权力之下。”①他在给殷海光的信中说：“夜色真深 在深暗的夜色里写这封信 真凄厉。”他在自己居住的四楼书房里 每天晚上通宵不睡 “看书、写书、思考、思‘过’、走来走去、像动物园里那头熊。”他不是沮丧 而是在调整。他并没有因自己的失败而灰心。他认为 自己失去的只是一种“幻” 而“真理”会永存。他对自己要走的路并没有因此而稍有改变 他已认同了自己的孤独 他在给女友的信中说：“梁实秋先生说我的智慧成熟过早 我颇不谦虚地认为他这看法不错。再过三天 我就是３１岁的人 我自认在３１岁的‘男孩子’中 我是一名‘老狐狸’ 而为那些傻小子们所不及。但是做了‘老狐狸’ 并不值得得意 因为那很孤独。——当你把人生看破 把许多误认为有价值的价值摧毁 你难免会有一种‘无可无不可’的虚无情绪。对人间 在许多方面 你不再是一名熟客 而是卡缪笔下的‘异乡人’。”②
面对一党独大 身单力薄的李敖并没有因此失掉斗争的勇气 “艰难岂足道 一弃若敝屣。”梁任公的诗鼓励着他的斗志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：“我是一个很少休息的妖怪 半夜三更 活得比谁都起劲。”他要爬起来继续干 在环境险恶的情况下“有限度的做做看” 他准备再办杂志、开书店 自己单枪匹马地去干 但这种愿望已不像他当初谋教职那么简单了。他已经成为官方注意的目标 单是手续一关就不可能通过。
靠笔杆维生已不可能 走文化商人之路显然亦无希望 １９６６年８月底到９月初 李敖先后在《中央日报》、《联合报》、《征信新闻报》、《民族晚报》、《自立晚报》等登出广告 宣布出版《李敖告别文坛十书》 得款做本钱 改行去卖牛肉面 并特备签名簿一册 请“为数不多的我佩服的至少不算讨厌的人士”签名以示赞助。
当时 柏杨正在《自立晚报》社走红 他见李敖来登广告 跑过来说：“李敖哇 你自杀算了！这个岛上没有你的活路！”李敖笑而不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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